应该差不多是15年前，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时曾终审过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磨尖掐尖》，那是一部揭密在中国制造“高考状元”内幕的作品，由此也留下了这位作家对现实保有高度敏感和深切人文关怀的印象；去年为他赢得无数声誉的长篇《谁在敲门》以“父亲退场”和“子孙登堂”的交替来指证时代发展变迁的主旨，同样延续了作家的这一特点，当然其艺术表现则更加娴熟与丰富；而到了这部《隐秘史》，作品尚未出版就闹腾出了些许动静，在去年由凤凰出版集团主办、江苏文艺出版社承办的首届“凤凰文学奖”评比中，这部作品与鲁敏的《金色河流》和叶弥的《不老》一道被由十余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的评委会共同推举为“优秀奖”获得者，并称其“把即将逝去的乡土社会中人性的扭曲放大在现实世界的长镜头聚焦之下显影”，可见，伟章对现实社会情状之关切依然十分深切。

  在谈到自己由《声音史》《寂静史》等组成的“史”系列收官之作时，罗伟章坦言：“《隐秘史》正如其名，是对‘隐事实’或者说‘暗事实’的揭示，但揭示本身并不构成目的，与作品中人物进行诚恳、坚实而平等的对话，分担他们的软弱、苦恼、恐惧乃至罪孽，共同修复精神的平庸、匮乏与残缺，是我所理解的小说的责任。……我个人崇尚介入型的、有社会关怀的文学，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其强大背景是时代与人生、大地与万物。”聚焦的依然还是“社会关怀”。

  然而，当我看到所谓“声音史”“寂静史”以及“隐秘史”这样的说辞时，内心还是有些犯嘀咕的：这样的“史”当如何书写？又怎样体现作家的“社会关怀”？还是罗伟章的夫子自道为本人的这些嘀咕给出了答案：“虽名为史，其实只是一种修辞，当然说成是未来指向也可以，真正的书写对象，则是现实观察、人性解析。”

  尽管伟章自己表白“真正的书写对象”还是他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现实观察、人性解析”，但为“声音”“寂静”和“隐秘”这种具有某种抽象性质的状态修“史”，是否也意味着或者说决定了罗伟章观察现实、表现现实、剖析现实的落脚点、观察点和关注点都在随之发生些许变化？

  《隐秘史》的故事外壳是一桩凶杀案。主人公桂平昌进山挖麦冬时一不小心坠入了一个隐秘的山洞，一具人体白骨赫然进入他的眼帘。死者是谁？凶手又是谁？被杀原因、行凶动机？……一连串的问号接踵而至。这是典型的悬疑小说套路，因而也有论者称其“可读性极强”。殊不知这些都只是一种面上的假象，所谓“悬疑”、所谓“可读”、所谓“好看”，基本只限于作品96页之前的部分，尚不足总计305页全书的三分之一。往后看的三分之二，虽说不上特别难读、费解，但绝对称不上可读性极强，有的地方也不无小小的“烧脑”，这些大约就是罗伟章自己所言的那种“隐事实”或“暗事实”。如果硬要说这是一部悬疑小说，那最多也只是一部由悬疑之外壳包裹着的一个个内心何以隐痛的集束故事，但作者一以贯之的社会关切“向内转”的走向则是十分清晰。

  既为“向内转”，作家聚焦的重点自然是人物的内心及心理，但引发或触动人物内在心弦、荡起人物心理涟漪之根却依然是罗伟章一直坚持的“社会关切”。《隐秘史》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既颇有意味也很有代表性：当作品临近结束之际，作品主人公又一次进入那个曾令他心悸不已的山洞，只是这时桂平昌的表现不再是恐惧，他竟然还搂着那具疑似为昔日村中一霸苟军的白骨，亲切地为他盘点起村里现在究竟还剩下几个人，只是数来数去也数不出第八个，连两桌麻将都凑不齐。村里的这种凋零在作品开始不久其实就已显现，当陈国秀打算抬着平昌到山外就医时就是因为凑不足够强壮的人手而不得不放弃，连最年轻的杨浪都已年过半百，这种现状只不过在平昌搂着一具白骨絮叨时重复出现来得更为震撼。村庄在凋敝，村民在老去，屈指可数的那几个留守者虽因其对土地的依恋和血脉相连并不感到凄惶，但这个村庄正在走向整体的消失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场景自然只是一种典型文学呈现，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关切则无非是伴随着国家整个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那些特别是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的小村落正在消失，昔日的农民正在转化为新市民。就社会发展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对留守者个体来说出现种种“留恋”“生活更加不便”等现象与心理也完全合符逻辑。对这种反差的表现与关注其实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始终被关注、被书写的一个母题，罗伟章的《隐秘史》当是这一文脉的传承，但其“向内转”的艺术呈现方式则不无自己的创新与个性。

  《隐秘史》除去上述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呈现方式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以来这个重要的文化母题外，也的确书写了藏于深山中的千河口村老二房院子中那些有关个体命运的种种隐秘：首当其冲者当还属主人公桂平昌，在他身上，牵出了传说中去了非洲塞拉利昂打工的村霸苟军、关于自己的老婆陈国秀、关于他这一辈子莫名的种种恐惧和怯弱；再就是在那个可以预料自己归期、也是村中年岁最长、为人最慈悲的张大孃身上竟然还深藏着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还有吴兴贵和陶玉这对亡命鸳鸯，生活虽窘迫却依然吟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谣；还有终日等待丈夫的留守女人夏青和那位在《声音史》中就已然登场的无声者杨浪，他一如既往地收集着村庄中的各种声音，在光阴的流逝中记录唤醒着人们的记忆……凡此形形色色，莫不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秘密。出现在罗伟章笔下的这些个“隐秘史”看似以一种夸张、扭曲乃至变形的艺术手段展现出最底层普通人日常的生存处境，名为过去时的“史”、实则为正在进行中的“今”。种种深藏于凡夫俗子们内心的恐惧、卑微和伤心，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或不经意的细节而触发，构成了这部《隐秘史》独特的艺术表现与十足的艺术魅力。

  概括起来看，在《隐秘史》中，罗伟章用了“世上没有什么会消失，它们只是表面上消失”这样一个判断句来诠释他的“隐秘”二字，进而再用“向内转”的艺术表现，连接起心理与现实两个共存的时空。浮现在面上的是将流逝的岁月和正在走向荒芜的村庄化为人物内心，袒露普通人那种“一地鸡毛”式的心灵秘史，记录隐藏于人性深处的逝水流年，包括自己和他人的微妙关系，包括那些最隐秘的、那些试图遗忘、忽略甚至竭力想否认的情感；实际形成的客观效果则是透过这种种微妙、复杂的“隐秘”拼接并折射出大时代浪潮中一幅幅生动的剪影。如果将《隐秘史》的这些特色与罗伟章过往的创作相比较，似也可用一句话概括描述为蕴不变于变，在不断的艺术求索中开拓前行。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直面还是隐匿，对社会、对现实的关切始终如一，无论是写事还是写人，人始终是作家的聚焦点，无非是或偏于行为，或重在心灵，《隐秘史》显然属于后者。而如此多种笔墨的探索与修炼对一位作家而言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许与肯定的，更何况这还是一次成功的修为。(潘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