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邢吉虎——

“谁欠薪就让他寸步难行”

本报记者 周亚军

在太原市晋源区人社局见到邢吉虎的时候，这位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队长正盯着用工单位给一屋子农民工现场发放欠薪。

“帮农民工讨薪不是件容易事，但这几年比以前明显感觉好干多了。”邢吉虎说，“公检法介入，我们不再单打独斗，讨薪的渠道更畅通，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力量也在加强。”

讨薪近20年，邢吉虎总结了个小档案：在建筑领域，农民工通常来自中西省份，他们不大走正常的劳动维权程序，以围堵建筑公司办公室、堵政府门口，甚至以爬楼顶等方式引发关注来解决诉求；农民工讨薪都是群体过来，四五个人，十几个，二十几个，多的100多人都有；男同志较多，有夫妻，也有以家庭形式出来的父子、兄弟、亲戚等等。

邢吉虎给记者讲了一件帮老张讨薪的事。那年腊月二十八，从河南一下过来50多个农民工，本来都已经回家了，但说好的工资并没有打到银行卡上，老张和工友们租了一辆大巴车又跑回太原要工资。

当时施工单位负责人已回家过年，包工头电话怎么打都不接。执法队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摸清情况。原来，施工单位已付给了包工头130万元，给钱的时候，包工头还写了保证书，口口声声要把钱发给农民工，但钱始终没到农民工手里。

当时，农民工人数比较多，金额比较大，马上就过春节了，邢吉虎立刻给区领导汇报。“正当我们准备材料，以恶意欠薪移送公安的时候，包工头主动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取得了联系，承认把钱还外债了，没有发工资给农民工。”

在邢吉虎的协调下，施工单位同意拿出10万元让农民工先回家过年，过完年以后再协调解决。但年后，双方又在工程量核算、工程资料移交上不停扯皮，最终由施工单位再拿出80万元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为防止包工头故伎重演，执法队要求包工头把农民工工资表列出来，附上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将工资款直接打给了农民工。

邢吉虎说，建筑领域农民工欠薪案件占总案件的六七成，三四年前能占到八九成，大部分都是工程款结算纠纷引起的。

建筑行业层层转包、非法分包，劳务公司给了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又找小包工头，小包工头又包给了各个班组，各个班组再找农民工具体干活，中间三四个环节，加之层层垫付资金，有的包工头借的是高利贷，利滚利，工程款早已负担不了工资，再加上用工单位管理不到位，无法实现实名制用工，到最后都会影响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邢吉虎建议，治理欠薪，除了加大宣传，提高农民工维权意识，还应该借鉴法院惩治“老赖”的办法，提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及用工单位的违法成本，部门之间应该打通信用体系藩篱，让他们寸步难行。

山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副总队长杨优天说，山西省政府出台了文件，在建筑市政、交通、煤炭、水利等工程建设领域和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企业，要全面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工资保证金缴存不足的视为建设资金不到位。“考虑到企业流动资金压力，山西实行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对连续两年未发生拖欠工资的企业可以减半预存，连续3年未发生的企业可以免缴存。”

建筑工人孙安民——

“现在打工那是一百个安心”

杨文明 苏有鹏

“真想不到，弟兄们的钱能都要回来！”刚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办公室走出来，孙安民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通知大伙儿。171名农民工，400万元的工资款，历时近一年终于结清了。

2014年，来自安徽的孙安民和100多位农民弟兄，来到晋宁区某工地参与工程施工。2016年1月，忙碌了两年的工程完成初验，眼看着还没几天就过年，可大伙儿的工资却没着落。

孙安民等人先去找项目部问问情况。没想到这一问，就陷入扯皮：建设方让找承建方，承建方说钱都打到项目部了；项目部却说账户由于和承建方结算有问题，暂时发不了薪酬，“还是去问承建方吧”。

就这样，跑来跑去，三方推诿，转眼就到了1月底，项目部的人居然没影儿了，大伙急了，“还有什么办法？去项目部门口堵人呗。”

晋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董建华还记得，2016年1月底的晚上接到电话，说几十位农民工堵在某建筑工地门口。“你们的工资，政府一定帮你们追回来。”董建华拍着胸脯对所有人保证。

在劳动监察大队的协调下，各方终于核实并确认了拖欠工资额。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魏筱坦言，“钱在过年前发到农民工手上，才是实实在在的硬道理。”

魏筱的底气来自该工程开工前缴纳的200多万元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最终，离2016年春节还有3天的时候，农民工终于拿到了一半的工资。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3%向银行专户存储工资专项资金，用于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发放。”魏筱介绍，除了保证金外，对于农民工工资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按照“州市级不少于500万元，县级不少于100万元”的标准设立应急周转金，作为农民工薪酬的“最后防线”。

时间转眼到了2016年6月，劳动监察大队再次召集相关公司，督促尽快将农民工工资支付到位。“这半年来，大队的工作人员跑相关公司，比我去得都勤。”孙安民说。

2016年年底，孙安民接到电话，让他到劳动监察大队一趟。一到大队，孙安民就看到等候多时的劳务公司人员。“剩下的203万元，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完毕。”孙安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如今，孙安民还在晋宁区的某处工地做工，“现在上班要打卡，是不是这个工地的工人，一共工作了多少天，一查就有。”孙安民说，自己时常能见到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巡查工地，了解安全生产和工资发放情况，“现在打工，那是一百个安心！”

企业老总杨劲琳——

“再困难这个钱也不能动”

本报记者 方 敏

“底下那么多人，办卡很麻烦，再说有的工人不愿意用卡，他们喜欢现金。”钢筋班班组长蔡光大的一句话，便给杨劲琳出了个难题。

杨劲琳是浙江省宁波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建筑工人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如数发放到位，在他眼中是管理公司的头等大事。

在他看来，许多欠薪事件的发生，都跟工资发放层级较多、一级一级克扣有关。于是，他采取了一项新制度：工资直接越过班组长，打到工人手里的工资卡里。杨劲琳刚刚提出这个想法，就遭到了一部分班组长反对。

建筑工人流动性非常强，给管理带来不小难度。工资一度是班组长管理工人的有效工具之一，被“剥夺”他们很抵触。

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杨劲琳召集班组长开了一个大会。他直截了当：工资卡一定要做，但你们班组长也不能撒手不管，平时工人考勤管理，工资表制作等，你们依然握有“权力”。

一句话击中要害，班组长们考虑后都同意了，这项制度顺利推开。

不仅如此，在杨劲琳公司的工地上干活，每一个新进来的工人都要按规定实名签订劳动合同，自己持有实名工资卡，按照具体工时，按月准时结算工资，并由公司直接打进工资卡里，做到实结实发。

一日，项目经理陈朝辉找到杨劲琳，由于业主方款项延迟，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同时为保证工期，项目部急需一笔流动资金购买建筑材料。

缺钱怎么办？项目经理提议先挪用该项目劳务专户的资金周转。

“再困难这个钱也不能动，这是公司的制度。”提议被杨劲琳一口否决。建立劳务专户是为确保工资最终能发放到每一位工人手里，公司每次都从工程项目进度款中，划拨了不少于28%的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既然这笔钱动不了，杨劲琳不得不从公司里专门拨款给该项目，解决了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后，杨劲琳又提出了工资公示制度：每个月工资发过以后，将工资单复印件张贴在公司的通知栏处，让大家都明确知道自己领了多少工资，包括哪些部分，并加上电话，工人若发现有遗漏或错误，可向上反馈。

“这样既可以防止劳务管理办工作人员出错，又可以杜绝班组长在造工资单时恶意克扣工人工资。”杨劲琳说。

年底，劳务管理办公室将一份年底排摸文件送了上来，排摸各项目工人工资缺口，及时补充。这是保障工人工资的另一项制度，已实施多年，为的就是保障所有工人能够拿到钱。

“一定要仔细排摸，全力保障工人拿钱回家过年。”说完，杨劲琳在文件上认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